博士毕业后，我去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所在的生物医学光子学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好的。我的导师Britton Chance博士被称为国际生物医学光子学之父，是八个国家的院士，除了诺贝尔奖外其他奖都拿了，甚至还是奥运会世界冠军。许多学者仰慕他的才学，都很愿意去他的实验室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那段时间我见到不少过去只能在文献中看到名字的大牛来讲课。我在听课期间就发现，那些大牛们的研究内容基本原理都不难，却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原因在哪里？正是他们明白将科学研究与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与他们的差距所在——空有一身本事还不行，要弄清楚社会对我的研究的需求究竟在哪里。想清楚了需求、有了问题意识，我很快做出了成功的尝试：针对人脑皮层活动的实时无损监测，提出并实现了基于多通道检测的近红外脑功能成像方法，此方法获得了美国专利。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获得了人脑运动皮层活动的近红外光学映射图像，实现了与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结果的有效配准。合作成果相关文章最早在会议上发表，后来Science专题评论了这一结果。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骆清铭：在两年访问期间，我已产生了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的想法。1996年底，我发传真给当时担任副校长的周济先生表达了自己想要回校的想法。他第二天就回传真给我，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我便在97年初毅然回国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回国建个自己的实验室，做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我在美国参加过几次生物光学领域的会议，现场华人很多却没有直接从中国大陆去的，这让我更加迫切地想要回国建设发展这一学科。周济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与夫人龚辉以及现已是长江学者及973首席科学家的师弟曾绍群一起创建了生物医学光子学实验室。当时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25平米的房间做实验室，配套20万的启动经费。

只要学校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和自由发展的科研空间，剩下的就靠自己努力了。学生时代这种折腾劲就又出来了。实验室就是从一条桌椅板凳、一个实验器材一点点建起来的。此中艰辛不少，但我们都很有劲头，也很开心看着自己努力建成的实验室一步步发展壮大。回校两年之内我们就拿到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重点项目。这很不容易，当时学校里的人也都觉得不可思议，因此也认可了光学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这一方向确实大有可为。1999年3月，我成为原华中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光子学”岗位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成为全国首批73名长江学者中的一员。

那时候我不过33岁，感到十分意外也很荣幸。有了长江学者这个平台，对于自己后续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当时我的实验室条件非常差，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都是在走廊里办公。有了这个身份和平台之后，硬件条件就慢慢好起来，可以开展更多、更好的研究。在之后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答辩（2000年）、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答辩（2000年）、生物医学光子学教育部网上合作研究中心答辩（2001年）、“863”专家答辩（2001年）中，凭着紧紧把握开拓创新、另辟蹊径的思路和从学科交叉融合角度的巧妙设计，我都成功地申请到了项目和基地。

在华中大这些年，我遇到了很多好领导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这让我很感激。我有一个观点——任何其他方面的支持都是在“1”后面加“0”的事情，如果你自己这个“1”立不住，别人再多的支持也没用。我把自己这个“1”做好了，大家的帮忙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合力，我们也才有机会参与国际竞争。

那时周济校长还通过一件事情帮我把压力变成动力。大约在99年获批长江学者时，他就把我调到了新成立的生命学院做副院长。我当时一心只想着学术研究，一听到这种安排起初思想上还有些抗拒。后来才知道是周校长觉得我们在生命学院的发展空间更大。我也确实在之后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发展。我坚持的理念就是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在哪里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一些有益的事。后来我还到过光电学院做院长，也参与国家实验室的管理，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认为这是西电风格对我的影响，我也一直很推崇这种“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部队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