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电时也特别喜欢去图书馆。那时借了不少书看，中外古今都有，无论是否能读懂，都在汲取知识。比如我当时读过泰勒写的《剑与犁》，但事实上过了许多年我才把这本书的书名搞清楚——剑代表着战争，犁代表着和平。那时候的我也没什么别的去处，就喜欢待在图书馆读书、思考。我刚进西电时学习还算比较认真，但谈不上主动。因为从农村走进城市，那时的我已经感觉很知足了，也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这种思想在西电这几年中慢慢被改变了，西电的教育帮我们从着眼小我转变为关注大我。读书期间得以加强的忧国忧民的意识，主人翁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都激励我更加认真地学习和实践，争取在毕业时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中为国家、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一个受教于西电文化浸染中逐渐改变的过程。

从光电子学红外到生物医学光子学的精彩转身

骆清铭：我考研究生来到华中理工大学。因为我学的红外专业西电和华工都比较强，而且华工有博士点，就来到了这里。读研之后才感觉到西电实力确实很强——课程设置很全面亦很超前。我发现研究生的课程我在西电的本科阶段有些已学过了，有西电的功底，我在学业上很轻松，便在这里着重培养了自己组织、管理能力。那几年回过头来看看也很有帮助。当时还参与成立了一个中国光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也组织了不少学术交流，在其中结识的一批人现在也都有很好的发展。那时我们笑称自己是“很能折腾的人”，现在看来学生时代能“折腾”都是有想法、不服输、不安于现状的人，那些在学生时代训练开阔的眼界、培养的能力对今后的发展大有裨益。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华中科技大学继续读博士。读博可谓是面临挑战、转变自我的四年。我自16岁上大学以来读书都很轻松，可读博就不再简单了。博士首先面临方向和选题的问题——做些什么以及有没有条件做。读硕期间，我做的是红外目标隐身方面的研究。博士阶段换到生物医学方向的原因有二：一是调研后发现把红外技术应用于生物医学上大有可为。生物医学是一门传统学科，如果将光电子学的知识运用其中，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说不定还会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二是由于我自小的一个情结。我的老家湖北蕲春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我从小就想学医，但眼睛不好没法去，做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算是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我很感激当时的导师刘贤德教授，我挑了生物医学这个全新方向，他鼓励我放手去做，也十分支持我的选择。但华工这边实验条件不足以支撑我的研究，我便在北京科技部旁边的情报所待了半个月做调研，每天去情报所抄资料。那时候的资料是拿很小的幻灯片，放大到屏幕上看，看过后觉得有用的文献再拿去复印。每复印一张三毛五分钱，不便宜。

当时我做的研究在国内完全是开创性的，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可供参考和学习，只能从国外的文献中学习一些经验。自然，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我想做一个生物学实验，实验资金需要四千多元。这在那时是一个令人咂舌的大数目，导师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我只能放弃原先的想法，试试看别的一些能在武汉、在当前技术资金条件下完成的项目。当时生物样本也不好找，我只好去同济医学院试试看能不能拿到比如动脉粥样硬化的样本。到现在还记得那时满屋子福尔马林味，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拿到样本之后我再找激光重点实验室，测各种光谱。困难确实不少，但我都一步步克服了。也正是因为研究工作的开创性，博士我比别人多读了一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时有碰壁、走了不少弯路，但收获颇丰，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许多对今后科研方向和课题的设想。有许多的设想在当时硬件条件限制下不能深入研究，引起了不少人对其可行性的质疑，但我们团队现在取得的不少成就正是脱胎于这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没有前途的大胆设想。我想，这也是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思想激励的结果。